2022年11月8日晚间，故宫博物院王光尧研究馆员应邀为宋史研究中心的师生讲学。此次讲座以《从奎隆港口出土文物看宋元时代中国与西洋地区的贸易情况》为题，通过腾讯会议在线上进行，中心师生以及校外旁听的专家、学生等20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座。讲座由宋史研究中心耿超教授主持。
开讲伊始，王光尧先生便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本次讲座的主旨，即通过他们在印度考古调查时所见的瓷器等中国文物来看中国介入西洋贸易的时间和程度。整个讲座分为六部分，在第一部分的讲述中，王先生主要介绍了自己在印度进行考古调查时所见出土瓷器的地点以及瓷器的时代。这些瓷器的出土的地点包括陆地和水下，以印度半岛东西海岸各地为多，内地则相对少一点，时代从宋至民国，横跨千年。并且出土中国瓷器的地点并不单一出土中国的瓷器、铜钱，还有来自东西方各地的遗物。
第二部分讲述中，王先生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考古队所在的喀拉拉邦地区的风物，向大家展示了印度与中国在人文风貌上的不同。其中特别提到了喀拉拉邦人在婚礼上，将芭蕉叶洗干净后铺在地上，再将宗教性质的器物放在芭蕉叶上。另外，在婚宴上，也会把芭蕉叶铺在桌子上，再把食物放在芭蕉叶上，吃抓饭。表明用芭蕉叶是正常正式的宴会礼仪。
第三部分则主要介绍了喀拉拉邦的地理位置。喀拉拉邦（State of Kerala）位于印度半岛西南部沿海的平原低地，因山依河为界，东邻泰米尔邦，北与东北邻卡纳塔卡邦。喀拉拉邦自南而北有三个城市：奎隆(Kollam/Quilon)、柯钦/柯枝(Kochi/Cochin)、科泽科德/卡里卡特( Kozhikode/Culicut)，见于中国古籍记载，分别是小葛兰国、柯枝国、古里国。而此次关注、工作的遗址有两个：奎隆港口遗址和帕特南遗址。
第四部分介绍了喀拉拉邦帕特南遗址的考古发现以及出土遗物。除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遗物外，帕特南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些明代的瓷器。王先生指出，如果这些瓷器不是古董而是作为一般的商品被运到印度，那么它们对于判断其所在地层的时代以及地层中出土遗物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五部分介绍了喀拉拉邦的奎隆港口遗址考古发掘情况。据王先生的讲述，奎隆港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铜钱，以北宋晚期到南宋早期的铜钱为主，有1400多枚，时代最早的带有年代的铜钱是开元通宝，最晚的是元代的至大通宝。除了铜钱以外，还出土了不少龙泉窑、磁灶窑等窑口的瓷器。
王光尧研究馆员在介绍完奎隆港口遗址的相关考古发现后，又就自身在印度考古的经历，谈了几点收获。首先，王先生从考古工作实际出发，认为我们在研究海交史时对中国文献的作用要有一个重新的定义。随后又阐述了帕特南（Pattanam）与文献记载的巴丹/大巴丹之间的关系、印度在海道上的中介作用以及中国文物反映的历史。最后，王先生对目前考古工作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的工作方向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已知的遗址尚不能构建喀拉拉邦的全部商业交往史。因此，在此地从事考古工作需要结合陆地考古与水下考古。与此同时，要全面调查喀拉拉邦的各种遗址，其中应以港口遗址、都城遗址、集市遗址为主，有重点性发掘，从而将东西方文物与印度文物相对比，构建喀拉拉邦古代商贸史，并揭示其在文化交流、世界商贸史上的地位。另外，在今后的工作与研究中，要建立起全球史观，客观公正地看待分析每一份史料和考古证据。
王先生演讲结束后，宋史研究中心主任姜锡东教授对王先生前来为中心的师生讲学表示感谢，指出王先生的讲座从奎隆港出土的中国文物出发，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宋元时期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内容丰富、视野开阔，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考古学与历史学的融合，既是丝绸之路考古的重要成果，也促进了宋代经济史研究。聆听讲座的全体师生也纷纷表示本次报告的内容十分精彩，并对王先生的到来表示感谢。王先生的此次报告，向中心的广大师生展示了考古的魅力，对于将考古文物资料引入宋史研究领域，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