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9日，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申江学者”石立善先生应邀来我中心访学，并为中心师生作了题为“关于宋代理学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在宋史研究中心1020会议室举行，副主任王晓龙研究员主持了讲座，宋史中心、历史学院40余位师生参加本次讲座。
石先生首先点明本次报告主要阐释两个问题，其一是南宋理学大儒朱熹所谓“四子”究竟何所指？其二是向大家展示其在日本所发现的一些宋代理学家著述的域外善本，并揭示其学术价值。
关于朱熹所谓“四子”指代问题，源于《朱子语类》中其学生陈淳所记录的一句话，“《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石先生认为“四子”即为“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经典。此亦为学术界传统观点，然而近年来有学者质疑此说，认为“四子”应指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位理学先驱。石先生对此观点持否定态度，并细论以驳。
首先，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朱子任漳州知州，开始刊刻书籍。并将“四书”合刊，其缘由可见于朱子与杨方的书信之中。朱子认为《大学》字少，装不成册，无法单行，故合刊时题名为《四子》，另外他也想藉此提示《四书》的阅读进阶次序。由此可见，“四子”应指“四子之书”，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经典，而并非北宋“四子”。
其次，将“四子”理解为《四书》，也符合朱子一贯的学术主张。从义理层面看这段话，也与其思想体系吻合。朱子曾多次言及《四书》与六经的关系及阅读次序，他说：“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朱子此意清晰明了，须先读《四书》，继而读其他儒家经典。由此可知，朱子所谓“四子”即“四书”，不可能指周、张、二程四人。此外，从最得朱子赏识的弟子陈淳的《语录》记载和其自身一些著述中也可得出相似的推论。
综上所述，石先生认为朱子所谓“四子”即为“四书”，将其理解为北宋“四子”是曲解其意，失之偏谬。
继而，石先生以《北溪字义》与《罗豫章集》为例详细介绍了日本所刻宋代理学典籍的学术价值。
陈淳《北溪字义》初刻于南宋淳祐年间，至明代流传至日本，现存日刻本为坊刻本，但其源于藩刻本，质量很高，少有讹误。日刻本基本保留了底本原貌，相比之下，国内刻本因历代避讳等原因对底本进行了不同程度修改（现存最早为嘉靖本，原宋本散佚不存），内容上与原书有些许偏差。在我国宋刻本传世极少，被后世视为文物性善本。而流传至日本的宋、元时期的刻本多得以保留原貌，后世刊刻修改较少，因此日传刻本为研究中国古代文献版本提供了新资源。
《罗豫章集》的日刻本以其精校精对的校勘记而闻名。校注者在校注《罗豫章集》时大量选材，广泛取证，精校精对，以至于后人在阅读此书时“不校不读”，即不读没有校勘记的版本，由此可见其校勘记的价值之贵。日本刊刻汉文书籍时将历代对此书的点评附于其“天头”，为后人阅读理解提供了更为详实的资料。石先生认为宋代理学典籍的日刻本对我国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借鉴价值，或可开拓我国学术研究的新视野。
最后，进行了师生互动环节，多名学生就相关问题与石立善先生进行了交流互动，石先生答疑解惑，不遗巨细，与会听众都颇受教益。讲座结束后，王晓龙研究员做了总结发言，高度称赞了石立善先生多年来对中心工作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并对石先生深厚的学术底蕴和严谨的治学精神予以赞赏。同时，王老师也叮嘱学生们求学之路不仅需要勤奋刻苦，更须培养发现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提升认识水平，治学方能有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