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1日，著名宋史研究专家、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包伟民教授应邀在河北大学主楼宋史研究中心1020学术报告厅为中心师生作了题为《说“坊”——唐宋城市制度演变与地方志书的“书写”》的学术报告，报告由中心副主任王晓龙研究员主持，中心全体学生及部分教师、研究人员到场聆听。
讲座开始前，王晓龙老师对包伟民先生的基本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代表中心全体师生对包先生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午3时，报告正式开始。首先，包先生通过对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陈振《略论宋代城市行政制度的演变——从厢坊制》；来亚文，钟翀《宋代湖州城的“界”与“坊”》三篇代表性文章进行简要介绍与分析，讲述了该问题提出的背景即学术史的未尽之义和宋元地方志的书写方式，并以此提出了两个问题：
1.入宋以后城市的“坊”究竟是否仅仅是街巷的雅称，别称？
2.地方志书如何书写唐宋城市中的“坊”，为什么？
接下来，包先生立足于大量的方志资料对坊区、坊额、坊正进行了介绍与分析。坊区制自北朝以来形成，到隋唐时期渐次取代里制，在城市管理中扮演起主角。做为一种地域管理体制，坊区制度也被赵宋政权所继承，在城市中一直推行，并延续到后代。宋代的路、州、县，城郭均设“坊”。不过，见诸文献记载的那些“坊”究竟是否确系地域管理组织的坊区，还是其他类型的设置，极易混淆，需仔细辨析。据包先生介绍，绝大多数志书《坊巷》，《坊市》等事目所记述的更几乎全是坊额，不是坊区。包先生认为，两宋时期，城市的坊额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特征：一是纯粹形象的标识物，二是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以坊正为代表的基层管理组织，回应了唐宋城市的发展。包先生认为，这样两层三级的城市管理体制，至少在北宋后期初露端倪，到南宋的一些地区，已经比较发达成熟，为后代所承续，成为元明时期城市制度的基本要素。
最后，王晓龙老师对包先生的报告进行总结，并代表中心全体师生对包先生不辞辛劳为我们带来这场精彩绝伦的报告再次表示感谢，并宣布本次报告到此结束。本次学术活动在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下进行，中心师生受益匪浅。
